“号贩子的猖狂，只是医改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客观反映。”黄洁夫说，“号贩子”现象其实只是医改问题的“冰山一角”，是“标”而不是“本”。基层医院为什么没有“号贩子”？有的县级医院门口不仅没有“号贩子”，简直就是门可罗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单靠简单的行政手段将号贩子抓起来并不能根本解决”。
黄洁夫表示，老百姓想到大医院看病是人之常情，“因为人人都想找最好的医生”。在黄洁夫看来，所谓通过“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等对病人的医疗服务选择进行限制的政策其实很难落实，“何为小病何为大病？很多慢性病也是大病，有时小病也会发展成大病，如果一定要患者先去小医院看病解决不了问题，耽误了病情、延误了诊断，反而可能出现更加不好的后果”。
“不能说基层医院就得看小病，大医院才能看大病。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全科医生体系。”黄洁夫认为，限制“号贩子”只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建立生态良好的医疗服务市场，培养一批德艺双馨的医疗队伍。
医者劳动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
在黄洁夫看来，医改中政府是主体，医务人员是主力军。但现在很多医生牢骚满腹，医务人员的情绪来自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也与不甚合理的薪酬体系有关。黄洁夫说。但现实中，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目前一级护理费一天9元，特级护理费一天12元。“现在随便找位普通护理工一天都要一两百元，很多地方执行的医院服务价格标准仍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黄洁夫举例说，眼下做一台肝切割手术差不多需要五六个小时，手术费只有2000元，而简单医疗耗材收费却动辄就达5000元至8000元。
“没有合理的医生薪酬体系，体现不了他们合理的劳动收入，依靠虚高的医疗药品、耗材、设备去挣钱，自然也就调动不起他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这也是造成‘看病难’的原因之一。医生感到委屈与无尊严，而且劳动强度大。这也是现在很多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学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医改步入深水区，黄洁夫认为，医改不能只在基层医院徘徊，而应向大医院“开刀”，就像治水不能只治理河流下游，忽略上游，“否则是改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要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医疗服务体系，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医疗规则，再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监管与建设一个以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激励医务人员在医疗市场中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价格合理和高质量的服务。不过，“也应当看到，我国2009年卫生总费用1.7万亿元，2015年已超过4万亿元，短短6年增加了2倍，政府为民生做了很大的投入，医疗保障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器官移植费用应纳入医保范围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黄洁夫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陈竺分别向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提交提案、议案，建议将肾脏移植纳入大病医保。
这样的想法与我国器官移植捐献的良好发展态势不无关系。2015年，我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移植器官11000多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器官捐献数量又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估计2016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可以达到4000例，移植器官大约在15000个以上，几年内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黄洁夫预测。
“器官移植一定要纳入医保，因为这是生与死的选择，是基本医疗，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黄洁夫说，肾移植是治疗肾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将肾移植费用纳入医保，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最合算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做肾移植选择透析，按照一周3次透析的频率，一年7个月的透析费用就可以做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手术，约20万元。而且，“患者做完肾移植后，生活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还可以省下继续治疗的开支”。黄洁夫希望，以肾移植为开端，今后可以逐步将肝、心脏、肺移植等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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