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在外漂泊的亿万年轻人将踏上归乡的旅程。对他们中的不少人而言，“回家”既让人感到温暖，同时也感到一种压力。相对于父老乡亲很高的期待，“没脸回家”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感受。这种心态需要关注。（12月24日《人民日报》）
置于农历年关这一特殊节点之上，人民日报对“没脸回家”这一社会心态的关注，或会击中一部分在外漂泊的年轻人的泪点。对于这一现象，人民日报的评论主要侧重的是针对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生正成为社会“夹心层”这一现实而展开论述，其主要强调的是从公共制度改善的角度来消弭这种心态。
对此分析，围观者自有不同看法。其中一个重要视角，是既肯定这种制度分析的正当性，但同时更强调既然大环境改善需要过程，且越是在“现实不堪”之下，个人首先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应该认识到只要勤劳付出，哪怕“收成”低于期待，也并非什么大不了之事，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一样的心态，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个体认知。但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劝慰，恐怕很难指望达到“豁然开朗”之效，也更是对于塑造如是心态的社会扭曲力和复杂程度的低估。
首先，“没脸回家”心态的形成，除了个体遭遇层面的原因之外，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如在传统文化中，个体求学、成才，首要目的其实并非止于实现个人价值与抱负，而更多是背负光耀家庭甚至是家族的重负。有此负重，个体“挫败感”的衍生显然更容易。而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对于成功定义的狭隘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心理认知。
任何文化心理的优化与重塑，都不可能自外于时代背景。从这个层面而言，外部社会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说才是弱化“无脸”心态的根本之道。譬如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并不止于身份标签上的差异，而更指向一种权利、阶层的固化。具体表现在，如社会保障与机会公平的巨大鸿沟，导致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对于教育投入—产出期待值存有天壤之隔。而来自家庭的期待愈高，“没脸回家”的心理自然愈重。更为重要的是，此种制度性的阶层固化，也不利于个体价值观的形成。而在一个推崇个体价值的社会，类似心理已然不会如此强烈。
人民日报评论称，一些家庭几乎倾其所有，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大学生无论是从亲人期待压力还是制度角度，都不具备返乡“退路”。这其实只说对了一个方面。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走向城市求学、工作，在这种二元制的迁徙型社会中，长辈与后代的代沟与文化差异更为凸显，比如催婚等现象的日益突出就是典型。如此现象催生出的家庭亲情的弱化，代际的情感隔阂，亦会加剧“没脸回家”心态。
当然，社会制度的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这个进程之中，个人主动调试好心态，尝试自我解压确有必要。但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它的形成必然要还原到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方能真正探寻到问题的内核。因此，在呼吁“有脸没脸，回家过年”的同时，大环境下的制度进步或更该被敦促与加速。(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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