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纪律与法律之间的“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双规”的复杂面目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的反腐史，“双规”一定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有两种场合：一是有关部门宣布某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囚狱的开始，这种情况常常会引来公众一片“欢欣鼓舞”；二是每当“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学者、律师便会提出百般质疑，而公众的心态则往往在“活该”和“无视”之间摇摆。
近期，“双规”也正是以这种两种舆论反响截然相反的方式，分别因“刘铁男案”和“於其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去年底，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在公众经过近半年的等待和各种揣测之后，“双规”消息正式发布。接踵而来的是，公众为“打老虎”的反腐势头没有减弱而“欢呼”，罗昌平传奇般的微博实名举报“历程”也被媒体细细盘点。
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於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发现於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事后，当地市委成立专案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双规”在制度上的定义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中所规定的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双规”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作“两规”。1997年，《行政检察法》通过，将原条例中“规定”改为“指定”，因此有了“两指”的说法。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因此在实践中，一般很难区分“双规”和“两指”。
“双规”在一系列反腐大案中，发挥了显著成效，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案都在“双规”这一“反腐利器”之下，迎刃而解。
在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举世无双”的反腐战术，“没有比‘两规’更厉害的做法了”。李永忠曾在地方当纪检监察室主任8年，大约一两成的案件动用“双规”手段，查办的所有案件“均告破”。
一方面是“反腐利器”，一方面是“致命黑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规”便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以复杂的面目示人。
“反腐利器”的铸成
那么，区别于司法程序的“双规”是如何发挥反腐奇效的呢？这首先与“双规”隐秘的办案地点有关。
1998年，中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双规”场所不能设置在司法机关的办公、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且不能修建用于“两指”和“双规”的专门场所。2001年，中纪委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双规”地点“必须选在能够确保安全的地方，一般应选在具有安全防范条件的平房或者楼房的一层”。
据介绍，酒店、招待所、军事基地，甚至是普通民居都可能成为“双规”场所。《南风窗》记者询问过多名刑事律师，他们所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的被告人，大多在特定的酒店或招待所房间里接受“双规”。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参观过地方纪委一处“双规点”，据她介绍，“双规点”的布置类似酒店的标准间，只是房间内的所有尖锐处都用橡皮包裹起来，防止意外发生。人民网曾刊登了一组由探访过中纪委设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办案基地”的人士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守卫森严的基地配备有询问室、心理测试室和侦查指挥室。
“双规”的第二个特点是纪委办案小组和司法机关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是因为大多小组成员是临时从不同的单位抽调的，相互之间大多原本不相熟，因此排除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中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陪护人员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挑选，也可商请有关国家机构选派。对陪护人员要认真培训，明确责任，严格纪律。”曾有媒体报道称，“每‘双规’一人，少说有6～9人分早中晚3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双规”时限不能超过案件调查时限，也不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并且应当保持一定的公开性，即“24小时通知”等规定，那么“双规”实际上和目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所能使用的手段相差不大，因此效果也应当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双规”仍然未被放弃使用呢？该人员分析，一是“双规”相对司法手段具有更高的隐秘性，即使其间动用了“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现和追究。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办案的话在有些东西的度上很难把握得住”。
李永忠向《南风窗》记者总结了“双规”之所以具有很大震慑力的原因。他根据自己办案经验和研究结果总结出了“双规”的一个道理和三大定律。一个道理就是，贪腐群体因为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他们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大定律，一是“马桶定律”，官员被带离权位，相当于屁股离开马桶，臭味就会立刻散发出来，犯罪迹象随之呈现；二是“树倒猢狲散定律”，被“双规”官员与其他涉案人员相互孤立后，“猢狲”们就会惊慌失措，很容易各个击破；三是“信息不对称定律”，“双规”后，官员和外界失去联系，贪腐的攻守同盟就自动瓦解。
“双规”的威力足以让每个官员闻之色变，这一点甚至被用以敲诈官员。2009年3月，重庆某区一名局长被3名无业游民假扮的“纪委人员”以“双规”名义带到酒店房间“审讯”。“假双规”期间，该局长对罪行和盘托出，还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和密码。无独有偶，2010年5月，安徽全椒县某局局长同样被假扮的“纪委人员”以调查的名义带走，在案发40多个小时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据媒体报道，该局长被带走时“表现顺从”。
前述隐秘的办案地点和独立的办案小组这两大“双规”战术，以及纪委工作组更善于把握“有些东西”的特点，是李永忠所总结出来的三大定律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些特色使得“双规”成为了“反腐利器”，但其中却也埋下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法治接轨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参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反腐专家座谈会。程文浩认为，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确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学者同时也认为，“双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并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放弃这项过渡性的措施。李永忠虽然赞同“双规”的实用性，同时却也认为，“双规”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没有冲突”，应当慎用、少用，直至条件成熟时不用。
目前， “双规”在制度上的确定性逐渐加强，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纪委200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两规”措施的通知》中规定，在使用“两规”措施中，因违反规定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有逼供、诱供、体罚等情形的，或者无权使用而使用“两规”措施的，应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此外，2005年中纪委“7号文”也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然而在实践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样，“双规”仍然存在不少未能与法治接轨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双规”了原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梁云才等人。“双规”期间，纪委从河北省国资委下属公司抽调的3名办案人员多次殴打梁云才，导致后者死亡。饶有意味的是，3名抽调人员中，除一人是国企保卫科民警外，其余二人分别是没有办案经验和资历的武装部干事和“临时工”司机。
“梁云才案”的媒体报道中引用了该案《起诉意见书》的记载：“看护人员以（梁云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态度不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为由，多次殴打梁云才。其中，“左书平（即前述民警）用墩布把儿抽打梁云才的后背，将棍子打折，用凳子猛击梁云才的后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处骨折，胸部、双臂、双腿广泛性皮下组织、肌肉出血，致使梁云才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并创伤性休克”。
事后，3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两名参与办案的纪检人员因“明知看管人员殴打，却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分别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梁云才案”的判决结果表明，“双规”并非司法过程，否则适用的罪名应该是“刑讯逼供罪”。刑法学教授徐松林告诉《南风窗》，适用故意伤害罪的是普通主体，不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则属于过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最高是死刑，但这一罪名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梁云才案”中也有民警，但最终依然以针对普通主体的故意伤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后两周，又有消息传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家属则反驳说贾没有心脏病。类似的“双规”死亡事件，近年来常见诸报端，大多被认定为意外死亡。《南风窗》记者经过多方查询，发现类似“梁云才案”最终追究“双规”办案人员的案例非常少见。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1997年，天津市宝坻县法院法官王晋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后接受纪委和检察院调查。事后因证据不足，王被释放。释放后，王申请国家赔偿。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纪委“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因此纪委调查的时间不应计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柳建龙提出，虽然国家赔偿的确不适用于“双规”，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国家机关“不作为”也应承担责任的规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国家监察机关的责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今年初讲话中表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李永忠看来，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双规”，进行反腐“歼灭战”是治标的需要，但是长期来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权力反腐”。
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颁布，构成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根据这两部法规，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党的机关所颁布的党内法规都要通过备案审查，其中一条审查标准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双规”的制度性规定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体现，这两部法规的出台，或是“双规”走向法治化的前奏。(来源：南风窗 记者：叶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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