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抱团闯红灯。资料图片
●如果对违法行为每次都降格处罚，甚至不处罚，法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人们看来，违法就可以占便宜，守法自然也就吃亏了。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
●不要看是怎么说的，而要看是怎么做的。对遵纪守法的宣传再多，都不如一两件执法违法案例影响大。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
审议“两高”报告过程中，一些代表委员痛批身边的习惯性违规违法现象。对于开车打电话、集体闯红灯、公共场所抽烟等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进行了热议。
情形１ 心存侥幸 集体“违法”
“绿灯亮了不走，红灯亮继续开，不用看，司机一定是边开车边打电话。”“凑够几个一起走，也不管红灯绿灯”……说到最让人无奈的习惯性违法，一些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开车打电话和集体闯红灯。
“抓到罚款一百元，扣两分，有些人不在乎。”南京交警陈军说，一些人之所以屡屡违法，主要是心存侥幸，或认为法不责众。
其实，不守法的代价比受经济处罚更严重。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约7万人死于车祸，疲劳驾驶、超速、超载、违法占用对向车道等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已成为中国“伤害死亡”的首因。
代表委员们认为，开车打电话、集体闯红灯、堵塞消防通道……这些常见的不良行为，很少有人将之与违法违规联系起来，但这些正是危险的开端。
情形２ 有禁不止 视而不见
“（我们）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抽烟，可是到了珠海，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抽！”全国政协委员成龙曾谈到执法不严、有禁不止的现象。
公共场所抽烟、市场使用塑料袋……许多常见陋习已被明令限制，为何依然堂而皇之地上演？当违法成为常态，有些人因为习惯而麻木，对规章禁令视而不见。
“他们当众掏出打火机时，谁想过在公共场合抽烟是违反法规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郭启勇说，用法律来管理习惯很困难。在他的经历中，只有少数几次看到在公共场所吸烟者被处以罚款，更多人依然对禁烟令置若罔闻。
情形３ 一时冲动 “激情违法”
有人以为，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违规，多数出于绕开规则的“小算计”，甚至暗中窃喜占了便宜。但当这种习惯性违法违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成为我们难以承受之重。
2月21日，一架从合肥飞往深圳的飞机，被爆炸物举报电话逼停，备降南昌机场。警方最终查实，起因是一名男子与女友闹矛盾，逼停飞机只是为了挽留爱情。类似逼停航班、逼停大巴的事件，多次见诸报道。事后当事人多悔称是一时冲动。
“当违法习以为常，或许还会发生比逼停飞机更荒唐的事情。”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如果日常生活中不尊重法律法规，关键时刻就可能“激情违法”。其实这些违法违规者更像是“法盲”。
情形４ 执法犯法 吃拿卡要
在习惯性违法违规现象中，与普通人相对应的还有部分公权力人员的“违法惯性”。
“吃拿卡要、行贿受贿，一些部门个别人员的习惯性违法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说，在部分地方执法者公然索贿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衍生成为一种“潜规则”，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习惯”，败坏了社会风气。
代表委员们建议，应当严惩腐败，重塑社会风气，让人们敬畏规则。
探因
“守法吃亏论”盛行影响公众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告诉记者，发生在身边的违法违规行为为什么会渐成顽症，原因之一是循规守法“吃亏论”盛行。
他说，法律和规则有一个预知功能，也就是让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会有预判，知道合不合法。如果不合法会受到何种惩罚等，从而在开始自己的行为时，权衡利弊，“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如果对违法、违规行为每次都降格处罚，甚至不处罚，而违法所得利益远远大于所受惩罚，法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人们看来，违法就可以占便宜，守法自然也就吃亏了。”施杰说。
“投机取巧者一旦获利，就会引人效仿，进而带来更多的违法违规。”全国政协委员、沈阳何氏眼科医学院院长何伟说，久而久之，这会影响到公众对法律和规则的信任。当身边的违法多到法难责众，执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建议
“执法者应成守法表率”
深究习惯性违法形成的根源，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个别执法者自身违法、耍特权，也会成为“负面标杆”，其危害不容小觑。
“例如车辆必须悬挂车牌，有的执法车、工作车却挂假牌或无牌……”全国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于洪说，在很多百姓身边，类似执法者违法的例子有不少，对规则的破坏力则不可小觑。
律师姜彩熠说，个别部门和执法者不依法办事，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现象时有发生。他举例说，有一次我代理一起案件，与一位开发区主要领导交涉。不料这位领导回答：“你说得都对，但是对我们基层部门来说，如果处处循规蹈矩，那么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案例
取暖新规引发离婚潮
前几年，东北一些城市出台取暖费报销新规，结果引来一股“离婚”潮，很多夫妻领离婚证后，报销双份取暖费。最近不少城市再现“离婚”潮，很多卖房者、买房者以此避税，或者享受优惠房贷。
【点评】
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如果连婚姻这么严肃、神圣的东西，都成为某些人用来规避政策、法规的条件，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避法现象令人担忧。”
“这种行为如果没法用法律法规来惩处，则可以通过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来解决。”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说，比如对“政策性离婚”多发的个人，可在个人信用上给予差评，进而影响到其在就业、贷款、就医等方面优惠。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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