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前外交部长,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
原标题:多面李肇星
“你知道怎么看出一个人是艺术家吗?”李肇星的问题让所有人都一愣。他一边看着留长发的记者,一边说:“要么头发比女士长,要么干脆没头发。”
说完,李肇星带头笑起来。今天他戴了一条围巾,用他的话说,是“冒充五四青年”,因为当时人们多不会打领带,用围巾比较方便,李肇星特别加了条注释:“听说是这样,那时候我也不在。”
桌子上,不知谁摆上了烟灰缸,李肇星指着它,又开起了玩笑:谁摆的?一个可以罚款500元啊。他解释道,2005年中国便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正式生效,可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遵守,他笑着说:“至少可以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嘛。”
这是李肇星典型的说话风格,他特别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点。
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
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遇到新朋友,李肇星最喜欢问两个问题:一是老家在哪里,二是学什么专业的。
问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一样,都有其历史,而且从外交上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人家不会觉得不好回答。李肇星第一次去德国是1965年,他问当地人怎么看希特勒,德国人说:他不是我们德国人,是奥地利人。后来李肇星去奥地利,奥地利人又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长处在哪里,好向别人学习。
说着说着,李肇星又切换到“玩笑模式”,他说:在外交上,有两种问题不能问,一是见了男的不问工资,除非你是税务局长,怕他不交税;见了女的不问年龄,除非你是她的组织部长,想提拔她。你看,我就从没问过这两个问题吧?
摆事实胜过讲道理
经过多年外交历练,李肇星有了自己的说话方式: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道理是不太容易讲清楚的,所以要多摆事实。
1985年,李肇星当上外交部发言人,他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发言人该怎么说话,季先生不太满意这个问题,说:不要太把头衔、官衔当回事儿,不管你是不是发言人,说话都要注意两点,第一绝不说假话,第二真话不全说。真话为什么不全说?真话多说不完,都说就太啰嗦了。
多年外交历练,李肇星有自己的说话方式: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道理不太容易讲清楚,所以要多摆事实。
有一次,一个美国高官对李肇星说:你们不讲人权,你们汉人像潮水一般涌进西藏去当干部。李肇星回应道,我请你去西藏,看看事实再说话。这个高官说去不了,他血压高。李肇星反问道:难道汉族官员血压不高?他们去西藏,并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能享受,而是替老百姓去干活,我的老乡孔繁森去西藏了,他就是在那里得病的。这样,我们的医药很好,先给你治好高血压,再去西藏看看?可他怎么也不敢去。李肇星说:那以后就别再乱说了。
外交不是唇枪舌剑
“我觉得唇枪舌剑是一种夸张,需要打上引号。还有人说谁谁谁铁嘴铜牙,多难看啊,我不愿意做那种人。”
其实,李肇星并不是吵架高手,也会有吵不过的人。
“吵不过,说明我不愿意吵,我很少跟人吵架,包括跟外国朋友没有吵过架。我觉得唇枪舌剑是一种夸张,需要打上引号。还有人说谁谁谁铁嘴铜牙,多难看啊,我不愿意做那种人。我没有跟人吵过什么架,主要是摆事实。说吵架,也就是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好让事实说话,自己少动感情,更不要扔砖头石块。”
每个人都会影响国家利益
外国服务员说:你们点的够多的了,是不是可以不点了,万一不够再点……李肇星说:“我觉得这点对我很刺激,我们还得领导号召节约粮食。”
今年6月30日,73岁的李肇星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离工作50年只差几个月,未来会更多关注民间公共外交。
什么是民间公共外交?李肇星举了一个例子:1965年9月第一次去瑞士,有个人掏口袋掉出一片纸来,后面人马上捡起来,悄悄扔进垃圾桶。回国后,李肇星也会这么做,可现在不行了,因为捡都捡不完。
李肇星认识的一个残疾女孩在北京上小学,后来去美国上小学,李肇星的夫人曾问她:你喜欢哪边啊?女孩说:我喜欢中国,但我喜欢美国小学,因为在中国同学会嘲笑我,说瘸子来了,而美国同学会帮我推车,没有人不尊重我。
今年李肇星去波士顿,大家到一家餐馆吃饭,正点着菜,外国服务员说:你们点的够多的了,是不是可以不点了,万一不够再点?人家担心浪费粮食,不为多赚钱而高兴,李肇星说:“这对我很刺激,我们还得领导号召节约粮食。”
在李肇星看来,每个人都会影响国家利益,至少是形象。
健康的秘诀是和青年人在一起
一位老中医告诉李肇星,要多跟年轻人在一块,可以多沾点儿青春之气、朝气,有利于健康。
退下来以后,各大学争抢李肇星,如今他在几所大学做名誉教授,清华、北大、复旦、中国政法大学、国防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甚至还有中医药大学,海洋大学也请李肇星去,李肇星说不会游泳,万一掉海里怎么办?校方的回答也足够幽默:当老师可以不游泳。此外,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的理工大学等。
一位老中医告诉李肇星,要多跟年轻人在一块,可以多沾点儿青春之气、朝气,有利于健康。所以李肇星尽可能多接触年轻人。在家里,李肇星的口号是:爷爷奶奶好好学习,孙子孙女天天向上。
为了偷懒才写诗
到初三之前,因家贫买不起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毛笔抄写,为了偷懒,所以开始写诗。
李肇星写诗,还曾因此获得过聂鲁达文学奖。
李肇星原来更喜欢写散文,但散文抄起来太麻烦,从初一到初三因家贫买不起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毛笔抄,为了偷懒,所以开始写诗。
当时主要看毛主席在《诗刊》上发表的诗词,后来毛主席给山东诸城人写过一封信,说格律诗比较难写,对人的思想是一种束缚,他从小学时就这么写了,年轻人不一定要学。李肇星听了毛主席的话,就再也不写格律诗了。
李肇星是不写难受时才会动笔,多在旅行的飞机或火车上写,李肇星写的多是短诗,很少超过14行。
李肇星喜欢看小说,比如他老乡莫言写的《蛙》,有记者问您看《蛙》不觉得恐怖吗?李肇星说,还好,他认识一个美国作家叫科恩,当过国防部长,他老婆抱怨嫁给这个老公太麻烦,他写的东西都不敢看,看了就睡不着觉,因为他专门写恐怖故事。
依法治国最重要
“所以要依法办事,光提倡要忍不行,还要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办事……”
提到写诗,有记者提到唐代诗人、《悯农》的作者李绅,当年曾写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当官后却穷奢极欲,以鸡舌为餐。
李肇星有点儿吃惊:会有这种事?我们姓李的还有这种人?谢谢你,你教了我知识,这种两面派是有的,小时候好一点儿,后来当了官变坏了,完全有可能。
沉吟了一会儿,李肇星说:“所以要依法办事,光提倡要忍不行,还要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所以现在要加强干部官员的监督了,很重要,一定要有监督。”
只打过儿子一次
李肇星的感悟是:看来打孩子要在3岁以前,3岁以后不行,他就记事了。
提起儿子,李肇星显然有点兴奋。
李肇星一辈子只打过儿子一次,那时孩子还不到3岁,尿床,尿到了李肇星身上。李肇星后来又觉得不对,向儿子检讨,可儿子却记不起这件事了。李肇星的感悟是:看来打孩子要在3岁以前,3岁以后不行,他就记事了。
因为,李肇星也挨过爸爸的打,那时3岁多,但不到4岁。
李肇星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都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悄悄把李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李肇星果然中计,父亲听到后,过来就给了李肇星一巴掌,原来那是他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
和儿子斗嘴不落下风
李肇星说:你看,这数字说明什么?还不是说清华好考,北大难考?难考的学校不是更好一点儿吗?
李肇星夫妇两人毕业于北大,可高考时,孩子却报了清华。
填志愿时,李肇星建议儿子报北大,可儿子却“假装幽默”:我想报一个稍微好点儿的学校。
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被高分录取,得意洋洋。当时李肇星已是外交部发言人了,想整他一下,就问:你们班有多少人考进清华和北大?儿子回答说,考进清华的20多个,北大13个。
李肇星说:你看,这数字说明什么?还不是说清华好考,北大难考?难考的学校不是更好一点儿吗?
儿子垂头丧气地回了房间,过一会儿才出来,说:被你给说糊涂了,考上北大的人少是因为我们班报北大的人就少。
后来李肇星把这个故事讲给胡锦涛听,胡显然支持校友,说:孩子是认真的,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