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本质困境:世界从不了解她最伟大的人
2013.12.06 凤凰网洞见 第17期 作者:叶匡政
导语:2013年11月11日,曾因《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享誉诗坛的当代著名诗人梁小斌因脑梗在北京紧急入院,颅内血栓面积较大,受视神经压迫双眼已经失明。评论家叶匡政最早在微博中曝光梁小斌的病情:“梁小斌老师已60岁了,既无退休工资,也无社保医保,确是实情。至今仍需为生活四处奔波。这就是官办作家协会对诗人、作家的关心。一个著名诗人尚且如此,何谈其他弱势群体?”
随后,他的困顿境遇立刻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众多诗友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人为他治病组织拍卖。短短十天内,捐款已近百万,梁小斌深表感谢的同时,也恳请大家不要再捐款,自己一定要继续写诗。
作为梁小斌的好友,叶匡政在为捐款和治疗奔走忙碌的同时也在思索,生活的困顿只是“梁小斌们”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表面性的,对一个作家来说,世人无法认知到他真正的价值所在,才是他面临的真正困境,也是这个社会的困境。“这个世界从不了解她最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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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梁小斌因脑梗塞引发的社会自救热潮,10天95万元的募捐款,确实让很多人心生温暖。它让我们看到了公民自救意识的觉醒,当政府没有完成它与民众的约定义务,或当社会保障机制无力对一些群体进行保障时,民众通过自己的呼吁和救助,承担起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正如章诒和老师在微博中说的,人们救助梁小斌是因为“他首先是无工资,无医保的患者;而后是有才情,有影响的诗人!”有了这种公民自救意识,人们不仅会关注自我利益,也会去关注那些能促进公共利益的他人利益,他们会把公共领域看作一个平等、合作的互惠空间,从而表现出一种良好的自治状态。虽然有些对梁小斌的救助是出于友情,但我也相信很多人在把它视为一种公共责任,他们的救助实现的不只是对某个个体权益的维护,同时也是对制度合理性进行的一次反思和批判,只不过这种反思批判是与责任、行动连在一起的。这显然是当下社会的真正活力所在,也可以说是推动中国转型最重要的力量。
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论及“梁小斌困境”,认为这个时代真正的悖论在于,越是纯粹、严肃的诗人和作家,身陷生活的困境的可能性越大。今天想想,“梁小斌困境”还有一层意味,就是纯粹、严肃的诗人和作家,当代人往往极难认知到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看所有公开媒体的报道,人们今天仍只是把梁小斌视作“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或“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人”,论及他的价值时,说的也多是:“9篇诗作散文入选中学、大学教材,还被评为2005年中国年度推荐诗人,他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
其实,在很多同行心目中,这些只是他最初的成就,他此后的组诗《断裂》和思想随笔的价值,远远超越了这些作品。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思想随笔手稿,这些随笔让很多人认知到,他还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者和文体家。8年以前,我从他的手稿中选编过《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等三本书出版,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思想随笔的价值从未进入过媒体或公众的视野。残雪、莫言、邹静之、周国平、刘索拉等作家,读了这些随笔后,都非常推崇梁小斌的作品。
残雪读到他的作品,感到震撼:“那情形就如同荒漠中沉默了千年的石头突然开口说人话,给人的震惊可想而知。我一边读一边想:这就是源头的语言吗?它们是如何样穿过曲折的废墟的隙缝冒出来的呢?”并认为:“在我们的文学界,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像梁小斌这样,用心灵的魔术将一切混乱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内在化,使其变为一种心灵的倾诉。就像有魔力在驱使诗人的笔一样,他不断地将那些表层记忆作为材料,用巫术赋与它们崭新的用途,从潜意识的深渊里建造出本质的结构”。
周国平曾在文章中写道:“我读这些文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叶匡政,的确如他所说,在今日中国见不到第二个这样写作的作家。梁小斌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外在世界中碰到的一切,他不追求也不拒绝,都只是他思考的由头。他用质询的口气与身边一切庸常之物交谈,其实他始终是在自言自语罢了。读他的文字,你不能不想到卡夫卡和佩索阿,共同之处是以卑微的姿态坚守思想的纯粹”。
感谢这些慧眼识珠的作家说出了真话!是的,这些年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像梁小斌这样的作家。在一个崇尚行动的年代,梁小斌是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一个完全生活在文本与思想中的人,这样的人能活在我们中间,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奢侈。当大多数作家还在文字中表演时,梁小斌允许自己扮演的只有一个角色,那就是他自己,一个真实的思想的人。梁小斌并不是我们习惯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学家或诗人,从他不再关注文字的分行之日起,他就化血珠为智慧,扔掉了一切拐杖,在一个智性写作的空间中爬行。他的思想是靠蠕动完成的,他蠕动所处位置,是当代中国暂无任何先行者的精神无人区。他不积攒引文,他不重复权威,他诚实地处理生命中每一种经验,他的每一次抵达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他的语言像是一种可以再生的源泉,一种可以恢复行动的信念。他不属于任何传统,他发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身上的力量,那种被脆弱的肉体包裹着的思想者的力量。
“这个世界从不了解她最伟大的人”,对于梁小斌我几乎也要这么说。梁小斌文本的精神取向,接近宗教,无限期地接近什么,但从不曾宣告已经达到了什么。从表面上看,梁小斌文本在生动地诠释某种原理,但同样他把原理埋藏得最深,因为他的精神中,从没有任何原理在向他召唤。他不做结论,他要给人的是一种发现自己的力量,他渴望将心灵的自由交到人们的手中。如果说他有什么信念的话,那就是打碎世间的一切成规陋见,他要还给你的是人的思想的尊严。
梁小斌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探究,是因为他公开了作为一个人与自己思想的困境展开搏斗的过程,他总是在人们的思维盲区摸索,以一种自传式的自我意识对事物进行观察,并记录了每一件自己能够评述的东西。这些文本不仅表现出概念的准确性,更体现出他对从未遭受质疑的一些命题思考的知识勇气。梁小斌的本意也许是想向人们提供一种美学趣味,但意与人违,他贡献的却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一名思想家,他拒绝一切确定性的观念并予以反驳,他的任务一直是想促使人们对质朴事物与知识假设提出质询。在梁小斌追求的思想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永远体现着一种少数人意识,它的核心词是“笨拙”,在笨拙中他时刻提防着那种所谓多数人的文化经验。这种业已确立的思想立场把他与所有人区别开来。他的文本是建立在对那些隐含着“信心”与“多数感”的文化主张的批判之上。
赛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中,对公众知识分子作了界定。赛义德论证说,知识分子“是个体的人,他被赋予一种向公众并为公众描写、体现和论述某种信息的能力……其地位在于公开地提出难问题,勇敢地面对教条和正统(而不是制造它们)……其存在的理由是再现所有那些日常被遗忘或被掩盖的人们和问题。”梁小斌正是赛义德所描绘的这样一位“不是表达一时的时尚,而是表达真正的思想和价值”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文本也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逆反”,因为这些文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由历史或习惯强加给人的能动性”,就是为了恢复人们最为本真的思想力“。
上个世纪,本雅明宣布”在上帝的世界里寓言家醒了过来“!梁小斌文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寓言性,它是关于”中国本质“的一种复活的寓言。它在沉思中清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最后幻觉,并衍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它意指的一切事物不再与原先的鄙俗相称,甚至把它们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奥比茨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智者必须用普通人愿意听的寓言把他们发现的东西隐藏或埋藏起来,以便培养对上帝的恐惧,道德和善行。”世俗的每一句基本言语在梁小斌的文本中都获得了意义,而寓言式的每一种感受都让人们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正像本雅明论证的,“能够保存这个世界的恰恰是寓言,因为对事物瞬间性的理解以及要拯救从而永久保存它们的关怀,正是寓言最强烈的动力之一。”梁小斌文本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主观思考,这种文本也似乎只为这样的思考而存在。
就像10多年前,我从他的笔记中编辑了他的书稿出版一样,今天我仍然期望这一社会自救事件,能让人们更全面地认知到梁小斌的文学价值。他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反复阅读与研究的思想者与文体家。如果能有更多的对他的这种价值达成共识,或许才是他真正摆脱“梁小斌困境”的开始。对一个作家来说,世人无法认知到他真正的价值所在,才是他面临的真正困境,或许也是这个社会的困境。
拯救苦瓜诗人白连春
2008年11月19日 14:42:17 新华网 作者:初旭
绵绵的秋雨,淋湿了街道和街道两旁的小叶榕,也淋湿了人们阳光的思绪。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某住院病房里,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正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器里那晶亮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这位男士便是《北京文学》杂志编辑、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泸州籍苦瓜诗人白连春。时下,身患重症的他,回到家乡泸州治病,希望有更多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用一片爱心拯救我们的作家诗人。
半本“泰戈尔”与缪斯结缘
今年43岁的白连春,1965年农历正月出生于我市茜草街道办(原沙湾公社联合大队),其后几年,二弟、三弟、四弟也相继诞生在这个贫寒的农村家庭。连春六岁上小学那年,父母决定送他到祖母家长期生活。祖母家住同村的飞仙台屋基,隔连春的家有二三里路远,要走过几个小山头。由于在江对岸泸州城里工作的祖父还没有退休,年届花甲的祖母生活上需要有人陪伴和照应,于是让长孙连春去了祖母家。白连春从此就离开了父母,由隔代老人抚养,这是生活的选择,是长辈的决定。也许是环境的改变,也许是自感被父母“遗弃”而寄人篱下的悲苦,生命的底色里没有艳丽烂漫的春天,自连春的童年便烙下了沉默寡言、不合群的性格阴影。
从小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学会了打柴、割草和栽秧除禾,孩提时代的某一天,他在垃圾堆里捡到半本泰戈尔的《飞鸟集》,从此与缪斯结缘,爱上了融入生命的文学。高中肄业以后,便走进军营,来到了地处祖国北端的黑龙江,那肥沃的黑土地、茫茫的白桦林、一望无垠的北大荒,这里的一切给白连春以灵感,1985年秋天,他饱蘸激情写下了《我迷恋的北方》,并在同年10月的《诗林》发表,成为他的处女作。继后他退伍回到家乡泸州,他农忙种地,农闲外出务工,业余时间,读书和诗歌陪伴他度过许许多多日出与黄昏。上世纪80年代末,诗歌的种子在白连春的心里生根发芽,继后迎着春天的脚步开始疯长,他节衣宿食,先后参加了《诗刊》刊授学习,身上没有一分钱,他就冒险爬火车赶到刊授学院在青岛举办的学院创作座谈会。事后,谈起那次经历,他自己也为此捏了一把汗。1990年4月, 白连春用农民的质朴、诗人的激情在《人民文学》推出了《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组诗9首),同年他的《咸菜》(外1首)斩获首届《四川日报》文学奖,从此,奠定了他在四川文学的诗歌地位。他是一位勤奋的诗人,自上世纪90年代就是《诗刊》的重要作者了。1997年《星星诗刊》组织全国读者投票选出最好的诗歌,白连春夺得了第一名,90年代末,他的第一本诗集《逆光劳作》入选了“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得到了许多文学界专家的认可,诗歌评论家 家海城、邹建军、吴思敬等纷纷为他撰写评论文章,为这位来自泸州农村的农民诗人“雄起。” 1999年,白连春觉得诗歌表现力相对较小,转向小说创作,在河北农村写下了第一部短篇小说《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成为他创作小说的开端。随后,他在没有放弃诗歌的创作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先后推出了《北京》、《母亲万岁》、《火焰》、《背叛》、《雪地上的灵魂》、《天亮出发》、《祖国的心脏》、《水中央》、《太阳活着》、《四川姑娘》等中篇小说二十多部,特别是他在2000年9月《人民文学》推出的中篇小说《拯救父亲》,先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得 著名的老舍文学提名奖,也因自己的一首《苦瓜》诗歌和自己上千首的庄稼诗歌,被人们誉为苦瓜诗人。
北漂的日子一个人穿越
白连春是一位为诗歌而生的人,也是一位执著而坎坷的诗人。在他心中,文学最重。那年他从南下务工回来,被泸州市文联招聘,成为龙眼树诗歌培训班的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起沐浴在文学的朝晖里……一次,听说鲁迅文学院组织诗会,他就揣上微薄的路费,来到北京,诗会结束后他没钱回老家,就在鲁院的食堂打工,给人包水饺,做饺子皮。 他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凑了些散碎的银两毫不吝啬地投资文学,用于购书和阅读,后来的后来,他在当地政府的关爱下,被招聘为江阳区文化专职干部,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1997年,这个因文学获得重生,在文学里站立的青年,终于又放弃所有现成的物质条件,放逐自己,背负行囊,奔向京城,踏上漫漫的文学流浪和朝圣之旅。“京城米贵,久居何易?”无奈他跑到河南打工,卖凉席。他一边打工,一边搜集当地的民歌,跟普通的百姓接触,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在他那些四处流浪打工的日子里,靠咯血的诗文保持着他内心的秩序和尊严。正如易中天所说,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时间长了,总被人看出来,白连春就是这样,凭藉自己出众的文学才华,成为《北京文学》的编辑,而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开始到北京务工的一段时间,工资只有八百多元,他就鼓励自己坚持下来。后来工资涨到三千元左右一个月,他想到自己也不可能长期租住在地下室里,就通过银行按揭了一套38。8平方米的住房。时下的白连春仍然很穷。没有钱,没有职称,只有一支笔,一张纸。祖父母去世后,他很少回家,回家的路费对他而言都是高昂的消费。每月收入除了供给自己的生活必须,他还得还2000多元的月供房债,给家乡老父母寄点养老钱。白连春是一个实足的穷文人,是一个穷得赤裸灵魂用良心滋养和说话的文人。功利时代,在价值取向上日益混乱,生活的无序和对物质的过分沉溺,人们失去了应有的方向。这其间,有多少文人变节,向钱权声色躬身屈背?有多少知识分子失落了道义和良心?而他依然故我,怀揣赤心的火焰,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骑着大永久自行车,昂然穿行在繁华京城的市井欲流里。
美好的生命我不想离开
今年9月,北京的冬季来得特别早。白连春突然感冒,他就随便到街边的药店买点感冒药吃,很长时间也不见病情好转,花了八百多元到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诊断鉴定——感冒。后来感到病越来越严重,而且肚子上还长出一个包,不得已,自己抽出时间,把编辑部10——12月的工作做完,又把2009年1——3月份的重点工作做完,才拖着病体回到泸州。他没有更多的积蓄,在朋友们的帮助下,3天前住进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短短的3天时间就花去了近万元。初步检查,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淋巴结核、前列腺炎,目前还没有最后确诊。据白连春自己介绍,有可能是癌症。闻听泸州的诗人患病住院了,很多白连春的亲人和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江阳区文化馆捐款1000元,江阳区文体局捐款500元,泸州法律界人士白联洲代表白氏家族捐款5000元,泸州小说作家曾平捐款1000元、诗人梁晓霞、蒋晓灵等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白连春的诗歌是孤独的,人也是孤独的。他多次与爱情擦肩而过,奶奶去世后,就一个人生活。昨日,记者走进他的病房,看见其他的病床前都有妻子、老人或孩子陪伴的身影,唯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床边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和一个有些发白的牛仔包成为他带回泸州的全部家当,床头柜上那两只米粑早已被寒风吹凉……他躺在病床上,一边等待护士输液,一边细心地回忆好心人的捐款,并一一记录在身边的一个小本上。采访还没有结束,他就催促记者离开,记者有些不解,他说:老弟啊,你还年轻,还有家小,没有更多的事情,最好早点离开,这里是传染病房啊!他这一说,让记者也眼泪汪汪,多好的诗人,多好的朋友啊!面对重病,白连春告诉说:我不想这样年轻就死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 朋友,当你幸福地和家人团聚,当你怡然看长江潮涌, 当你静心地品茶品诗,可曾想到我们的诗人还在病床上遭遇病魔折腾……为了拯救诗歌、拯救泸州诗人,请你伸出援助之手。(初旭)
编后:我是初旭,是一名媒体记者,也是一名网络编辑,早在2008年,曾经在多家媒体呼吁拯救苦瓜诗人白连春,现在又看到 著名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叶匡政关于拯救曾因《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享誉诗坛的当代著名诗人梁小斌报道,幸好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让两位诗人得救了,让人感到很温暖。这是诗歌界的幸事,也是我们社会的幸事。我代表诗人们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