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四川泸州市古蔺县某副镇长7月1日正式辞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辞职感言，自称任副镇长两年来，每年平均有4个月在维稳，只有4个月在干“正事”。除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之外，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真的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辞职后，他表示将去做律师，并兼顾一些生意。他相信以自己数年的法院审判工作经验，两年的行政领导经验，较精的法律学识，能够做好法律服务。
辞职不是一时冲动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主动辞去官职？
副镇长：我并不是一时冲动，辞去副镇长官职和公务员身份是我权衡利弊做出的理性决定。主要是基于两点：基层工作事务繁杂，压力很大、很辛苦，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成效，光凭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新京报：你在辞职感言里说：这是个价值观问题，工作不能实现人生价值。你在当年主动竞选副镇长时的设想是什么？
副镇长：2006年本科毕业后，我在广州做了一段时间建筑工程项目，生活奔波不稳定。2007年通过招考进入法院上班，做了几年法官，后来竞选副镇长成功。在我的理想中，法官、政府官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实现司法公正，为公民办好事，古蔺带领地方改善生活环境，勤劳致富。但6年的公务员生涯，我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工作非常辛苦，我周围的基层干部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改变很缓慢，很难看到工作成效。比如我很重视交通问题，参与路网建设，工程开头了，却得不到推进，我挺失望。
每年只有四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有辞职念头的？最终促使你做出决定是什么事？
副镇长：是今年1月份。长期积累下来的疲惫，让我心力交瘁。
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着上访的刘氏兄弟，但最终我还是因为五人上访被行政警告处分。今年，我还多次到外地城市维稳。每次维稳都是放下其他工作，领导带队进村入户调解矛盾纠纷，监视重点人群流动，不胜其烦。
新京报：维稳占你工作多大部分？
副镇长：我不是专门做维稳的。我分管的领域有安全、依法行政、国土等，很多很杂，但维稳牵扯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总结下来，每年平均花4个月维稳，2个月搞资料应付检查，2个月是开会、学习等，最多余下4个月干正事。
新京报：维稳影响你工作吗？
副镇长：我被维稳牵扯了很多精力，时间被浪费了，我想做更多实事。至今我都在思考，有些维稳是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
新京报：基层工作带给你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副镇长：我分管安全，从企业生产安全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要管。安全领域又是政府工作中最高风险点，即使兢兢业业干工作，保不准一个无法预见的事故就要被问责。
辞职为不让家人饿肚子
新京报：工作上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副镇长：我完全无法顾及家人。我儿子还不到一岁，妻子和我父母住在城市里，离我工作的地方有300多公里，每周回一趟家要坐4个多小时车。我经常是周六晚上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周日早上又要赶回乡镇。从5月到离职前，我连续2个月都没有休假。
新京报：可以透露你的具体收入状况吗？
副镇长：我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而我儿子一个月的花销是尿不湿4包，138元一包，奶粉四罐209元一罐。我不抽烟、不打牌、不自己买酒喝，生活还得靠父母救济一些。
我是个理性主义者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这6年的公务员生涯？
副镇长：我完全不否定这几年的公务员工作，收获了很多。在法院工作期间每年审判100多个案件，做副镇长也为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我不认为我是体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理性抉择。
新京报：你辞职在同事和家人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副镇长：一开始我的家人不同意，但是我把经济原因和他们说了，也理解了。领导也劝过我，要我别着急，慢慢来，事业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但我不想等了。领导最终尊重了我的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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