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明辉谈“健康中国2030” “最大挑战在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南方周末：在健康水平、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环境等方面，“健康中国2030”制定了很多量化指标，比如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79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要达到5.3亿。以中国现状，这些目标能完成多少？

任明辉：我个人持乐观的态度。根据我原来在国内工作的经验，提出的目标一般是在可实现的基础上加一点“科学测算后的雄心勃勃的量”。更何况，一些省份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比如人均预期寿命到2030年达到79岁，上海现在已超过82岁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健康素养的提高，这些指标甚至有可能会被突破。

但实现这些目标有个前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保持稳定，不发生重大疫情。埃博拉疫情暴发后，西非这三个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前九年的改善毁于一旦，一下子倒退了十年；再比如苏联瓦解时，人均预期寿命也倒退了五岁。不过我相信，中国的应急体制，有能力应对重大疫情。

南方周末：听上去，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似乎挑战不大？

任明辉：我最担心的不是经费和技术问题，而是政策能否落地。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规划，是要靠市、区、县等各层面落实的。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将健康真正地融入所有政策中。

南方周末：所以这次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邀请了全球百余位城市的市长。

任明辉：对。无论是“健康中国2030”，还是今年8月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都提到了“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其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并不是一个新提法，但正因为大多数国家普遍做得不理想，世卫组织一直在提倡。

政府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做其他决策，一定要开展政策的健康影响评估，并将其结果与政府绩效、官员个人考核挂钩。唯其如此，“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我还在卫计委工作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云南、广西和湄公河区域国家修建铁路，事先都要做卫生健康影响的评估。铁路开建需要突破山林，蚊子是否会带来疟疾、登革热和其他传染病？修建铁路的工人原本生活在偏远地区，可能没打过卡介苗，是否会传播结核？会不会通过不良的性行为带来艾滋病？这些都是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就是这个概念。

南方周末：“健康中国2030”专门提到了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您在世卫组织分管的就是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传染病。中国在这块的防控情况如何？

任明辉：我认为在这三大传染病中，国内最需要花功夫的是结核。2005年，中国的结核病治疗率达到了世卫组织确立的85%的指标，曾被世卫组织作为样板推介。但现在，中国在耐药结核的早期诊断和发现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发现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同样也是个大问题。

按照相关文件，国内疑似结核病人和被确诊的活动性肺结核病人，可享受一定的免费检查和治疗项目。但医院体系和疾控体系尚未完全融合，医院从自身盈利的角度，并不愿意按照全国统一的治疗方案提供免费的抗结核药物治疗。如果患者不进行3-6个月规范化的治疗，就无法享受国家的费用减免，那么治疗费用将很昂贵。一旦中途停药，很快就会出现耐药结核，目前国际上还无药可治。世卫组织非常关注中国的耐药结核问题，希望在这块的防控能迎头赶上。

南方周末：除了结核之外的其他传染病呢？

任明辉：其他传染病，中国需要关注的是肝炎。中国是传统的肝炎大国，且肝炎是不可逆的，一旦患上肝炎、肝硬化，就可能发展到肝癌，这对劳动力的损害是极大的威胁。世卫组织今年制定了全球肝炎防治目标，推荐规范化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中国在肝炎问题上的一大痛点是抗病毒治疗的药物过于昂贵。

世卫组织一直在介绍埃及的经验。埃及通过政府谈判的方式，将抗病毒药物的费用从每个疗程的几百美元降低到了一百多美元，无论是国家医保还是个人，都相对容易承担。如果中国能像埃及那样，通过政府谈判，或是本土企业生产的方式降低药价，那就很好。

南方周末：传染病防控方面，国外有哪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任明辉：中国的传染病防控强调政府主导，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以至于有时忽视了民众和社区的力量，这是其他国家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健康促进大会很好，首先强调每个人要参与到健康改善之中，要关心自身的健康，通过政府或民间组织的信息，知道到哪些地方得到药品，早期去咨询，这样的话传染病能有效地防控起来。

南方周末：“健康中国2030”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传染病防控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你觉得哪些是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

任明辉：我觉得真正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还是社区，这是“牛鼻子”工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了，无论是传染病防控还是妇幼保健，都会容易不少。

我一直认为社区也是医改最关键的环节。想要在三级医院、专科医院实现“看病不难、看病不贵”，这纯粹是妄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支撑，和三级医院、专科医院形成整体，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养老服务也要靠社区。世卫组织不提倡机构养老，而是提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但没有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支撑，这同样实现不了。

强社区目前存在很多瓶颈。中国实行分级财政，市政府、区政府要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比如开办社区诊所，是否有可能提供免税政策、免费的办公场所、必要的平台，让社区医生有效地和居民沟通衔接。

南方周末：对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世卫组织有怎样的期待？

任明辉：世卫组织当然期待中国能够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多，13亿人的健康问题解决了，世卫组织的工作也会舒服很多。

世卫组织更希望“健康中国2030”的经验能和其他国家共享。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健康指标和非洲国家差不多，有些甚至比非洲还差。13亿人的大体量，如何达到了现在的水平？为什么有些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但健康状况却改观不大？这些国家也在自问，也在寻找经验。在国内工作时，我一直跟外宾，包括世卫组织讲：中国是个“小世界”，每个省份的情况各不相同，好的地方比美国还好，差的地方比非洲还差，因此中国的经验具有全球意义。

南方周末：世卫组织在“健康中国2030”的实施过程中，会提供哪些帮助？

任明辉：陈冯富珍总干事已经明确表态，中国政府有任何的需要，世卫组织都会全方位支持，更多可能是政策倡导和技术层面的支持。如确需经费支持，世卫组织可以通过全球影响力来动员世界银行等国际融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