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旭文/图
时间已经进入冬季，一场初雪告诉人们，离春节的时间已经不多，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些情不自禁地怀念我的春节和全家团聚的日子。
50年代前的老故事
我家的乡村岁月，是一个精神上的田园牧歌时代，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出生川黔交界的四川古蔺县丹桂镇一个叫龙厂沟(亦叫龙溪)的小村落。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王氏大家庭。祖父有三个弟兄，祖父王猷道，有个二祖父叫王引道，幺祖父王章道。祖父们的上辈老人去世得早，继后二祖父未收亲也英年早逝，留下祖父和幺祖父兄弟二人，长期靠打长工雇短工艰难度日。因家庭贫寒，一直未曾婚娶。
祖父王猷道
我的祖母雷银定是当地人，原来嫁到张家，因前夫去世改嫁祖父。1929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我父亲王崇仁出生了，继后，祖母还生育了两个姑姑，因患疾病无钱医治，两个姑姑早年夭折，留下孤孤单单的父亲一人。我父亲6岁那年，祖母雷银定撒手人间，留下爷爷王猷道和年幼的父亲相依为命。家庭贫穷，读不上书，年幼的父亲就一边帮老师煮饭，一边获取免费读书的机会，他先后读完了《幼学》、《大学》等，老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受人爱戴，还加入了当地的袍哥，根据“仁义礼智信”，父亲人字旗排行老幺，长期和袍哥大哥王毕诚一起出席王氏清明会、当地婚礼等场合，帮助大哥牵马背包，在那时看来，还算是一件体面活儿。我们老家的镇子叫丹桂，亦叫两河口，我父亲到了其他码头，也有自己的言语，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的码头言语：小弟本姓王，坐在两河场，袍哥人字，占毕占毕。
1950年农历二月间，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当地地主武装纠结一起，组成青年军叛乱，父亲也逼迫卷入其中。那天，父亲正在田里帮人干活，接到探子来报，共产党的解放大军从贵州茅台渡过赤水河，国民党的青年军大队长王作宾便前来命令父亲和当地卷入青年军的村民一起，跑步到一个叫庙林的地方与解放军接上火线（打仗）。战场上，只听到迫击炮“咔嘭咔嘭”，伴随着机关枪“嚓嚓嚓”的吼叫，野山上浓烟滚滚，竹叶子像归队的燕子在空中乱飞。战斗很激烈，但解放军的机枪始终没有往地面扫射，都往向上放空炮。战斗结束，解放军略有伤亡，而青年军却毫发无伤。后来，父亲才知道，解放军早就知道参加战斗的青年军，不过是一批逼迫参战的当地老百姓而已，所以一直不曾下“黄手”。
60年代和60年代以前的生活
1950年10月，老家古蔺解放，父亲参加新政府组织的自新学习两个月，成为当地的新农民。不因为我父亲参加青年军什么的，我家的成分仍然是贫下中农，可见解放初期的国家政策之英明。
1950年农历四月十三日，我父亲王崇仁与母亲陶金秀经人介绍，走在一起。据说，我外公是一个大善人，专门四处讲“圣谕”。这个“圣谕”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后来才知道就是梁启超 《致伍秩庸星使书》所说，“堂中宣讲圣諭，印刷善书，救荒恤贫，训婴治病，教养兼行，为益良大。”这档子事。外公很少过问家务，整个家全靠母亲和舅舅姨妈们撑起。母亲婚礼虽说是坐轿子，连嫁衣也是借来的，婚后就得还人，还是穿布疤重布疤的衣裤过日子。母亲在苦水里长大，自小学会了勤俭持家，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打理得有条不乱。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 儿孙们在祖屋前留影
在后来的日子，我头上便有了姐姐，大哥、二哥、三哥和二姐 ，我的到来，又为王家这个大家族的兴旺增添了一员。
我父辈的人生可以用“天壤之别”来概括。爷爷是当地典型的穷苦农民，没有读书不多。祖母去逝后，他便带着父亲成天帮有钱人做长工打短工，父亲则给人家割草放牛。每当过年，看见人家团团圆圆，鞭炮震得山响，祖父便领着父亲到祖母坟前，采一束山花插在坟头，跪上三个响头，算是佳节来临时给亲人最好的祭奠。然后从有钱人家借点米肉回家，半生不熟地吃上一顿，算是过年。祖父不知道文化的重要，直到我们家被人陷害，吃过一场官司，祖父知道文化的重要，才把父亲送到当地的新学堂读书。
解放后，父亲参加了乡农会，经历过土地改革，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我们家分得了田土，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生活。父亲也被村民选为生产队长，一直干了几十年，至今，还有人亲切地叫父亲“老队长”。父亲最遗憾的事情是1951年，他背着母亲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和部队一起，从古蔺老家徒步到泸州，先后过了十道关口，部队在泸州休整，每天喝从长江里打起来的水喝，父亲有些水土不服，每天拉肚子，很快身体被拖垮，被部队退回了地方，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以致我每次从泸州回家，父亲都会问我水土服不服。总是说，不习惯就回老家种地也好。
父母外出旅游
上世纪60年代，最典型的苦难莫过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祖父，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子女都不同程度地深受冻与饿。我大哥就因为那时饿得无精打采，每天上学就躲学，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劳动了。三哥也因此被饿得无心读书，辍学在家，只有我二哥的毅力，总算挺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最不幸运的是我二姐，他比我大两岁，就在那场饥饿中夭折了。我的父母是非常有骨气的农村人，他们的人生信条是“饿死不偷人，气死不告状”，每当过年过节，父母怕我们兄妹出去，遭人看不起，就很少让我们出门，也不让我们去串亲戚。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听父亲说，那时因为饥饿，没有亲可倍。过了若干年，当年在世的母亲提起此事都还眼泪婆娑，把当年曾救助我们家的恩人都向子女们念一遍，要我们学会感恩，学会做人。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
世纪70年代开始，在古蔺农村还没有开展计划生育，我父母又为我增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有八个兄妹，现在而今眼目下，全家有几十号人丁，可谓当地的“好大一个家”。我们家是当地人口较多的大家庭。母亲长期在家，为一大家子人吃喝拉撒劳累。爷爷和父亲则带领着我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劳作，挣工分养家糊口。姐姐出嫁后，我大哥很快娶进了一位贤淑的嫂子，家里劳力仍然不缺。后来我嫂子为我前后生了一个侄女和侄儿，有时，我母亲奶水不充足，我嫂子就经常在喂自己的儿女时，也带着把我弟弟妹妹也喂养了。那时，我家最热闹的时候，是吃饭时分，一家老少围在一起，不论是干饭稀饭，都特别吃得香。或坐或站或蹲，一大盆南瓜或土豆端上饭桌，一时间只见筷子翻飞，不论饭菜是好是歹，全家人的胃口特别好，都很快被“风卷残云”似的消灭掉，那场面可热闹了，以致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激动人心。
我们的第一张全家福
那个时候，不时兴外出务工，我父母的儿女也不论生活有多么艰难，都守候在自己身边。过年的日子，子女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有多忙的事情都会赶到老家，待父亲敬过祖宗，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宴饭。这样的家庭并不多见，很受村里人羡慕。从我父母的回忆来看，王家的小镇岁月是一个精神上的田园牧歌时代。那时候虽然国家运动频繁，但吹到这样一个小村子的政治东风已成为强弩之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大家庭有着普遍的清贫,但每个人都过得气定神闲。特别春节，红对联一定要张贴的，父母的压岁钱一定要发的，该走的亲戚一定要走的，团年饭一定要吃的，穷日子，亲情的味道不曾淡化。
我们家的家族成员长期保持着稳定状态，也保持着一家的团聚。1976年，我二哥高中毕业以后，眼看农村没有多大出路，便选择了从军路，就在当年年底，我三哥也同样选择了当兵。我二哥在内蒙古某骑兵团的边防哨所服役，三哥是吉林长春某团工程兵。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家一下子少了两位亲人团年，年味一下子清淡了许多。母亲听人说 ，当年的中苏关系很紧张，二哥春节也蹲猫耳洞里，她端着年宴饭就一个劲地哭，一个很少离散的家庭第一次出现离散，让全家人抑郁寡欢……
80年代和90年代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1980年的冬天，我二哥从内蒙古退伍回家，我三哥也从所在部队退伍，他们哥俩乘的是同一节火车皮，在餐车里，他们见面相识了。临近春节，他们回到了昔日的家，这年的春节，我们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气氛。整个80年代，我们家还是聚居在龙厂沟老家，大家族紧密联系、其乐融融 。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五个儿子在一起（后排中为作者本人）
由于时代的变革，80年代初，我们家开始小范围的裂变。首先是我二哥为了照顾年迈的老岳母，结婚后搬到离家七十多里外的一个叫龙田坝的地方生活。大哥、三哥他们也分别另居。后来，我二哥到镇上谋到一份临时工作，他有了点积蓄，就在镇政府承办的一个小型水电站入了一个股份，并让我去参加电站的工作。那时我年纪小，很任性，也怕电这咬人的家伙，死活不愿去捣弄那份花钱买来的工作。父母亲权衡其利弊，经二哥和我同意，把这份好不容易得来工作让给了我三哥，就在三哥上班不久，我也经过考试，被招聘为当时的古蔺县丹桂乡政府文化专制干部，踏上了工作岗位。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大胆的三哥还在丹桂街边上给人租了一块地，在那里用土石垒起了间土墙房子，他们全家便搬到离老家15里的丹桂街生活，我们家算第一次与城市街道有了亲密接触。这在当时来说，不仅是我们家的光荣，也是全村人的光荣。
父母亲和他们的孙辈们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三哥家都成了村人上街聚会、等人、寄放东西的好去处。我逐步在单位混熟后，我的寝室也成了村人聚会和存放东西的好地方。我和我三哥家，不论有多拥挤，有多不方便，都不能说什么，因为每次回家，父母都谆谆教诲：刚到街上，要善待他人，不要作出一幅“屁股还没有捂热，就认不了人的样子。”，我们在街上，只要有一点对村人的不敬，信息很快就会反馈到乡下父母那里，回来后就要遭臭骂一顿。
二哥在练习书法
不管我们散落在那里，弟兄姐妹还是以父母亲居住的龙厂沟为中心。每到过年，我们都会邀约着先到父母亲那里报道，待大年初一，全家人吃过汤圆，才按照主要亲戚、次要亲戚的排序，开始一年一度的拜年串亲活动。这种过年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丹桂镇政府借调到古蔺县文化馆工作，在那里编辑《古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由于关系不到位，我工资在乡下，工作在县里。1986年8月，爷爷病重，我获得消息从县城赶了四个多小时客车回到老家，刚到村口，有人来接我，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你回来晚了，爷爷已经走了！”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泪如泉涌，这是我记事时起失去的第一位亲人，让我怎不悲痛欲绝。
九十年代的全家福
就在这年的春节，全家人为了祭奠失去的亲人，都在过年这天赶回了老家，包括出家多年的姐姐也赶了回来。一家人祭奠过爷爷，围在一起吃团年饭。饭后我用当年自己的一个傻瓜相机请人为我们家照了一张唯一的“全家福。”
整个80年代、90年代，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往来频繁的大家庭时代。如同当时国家的形势一样，这个家族的形势也是欣欣向荣，虽然其中也充满着艰辛与泪水。
2000年至2016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弟弟分别结婚成家，两个妹妹也嫁人。我们弟兄姐妹以父母为中心的的概念没有变。新千年，我们家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新变化。我二哥到丹桂街村建起了两楼一顶的楼房，我三哥也推掉了自己的老土墙房子，建起了三楼的小洋房。
我大哥家有两个孩子，一个远嫁贵州，一个在外地务工，大哥大嫂没有多少文化，就在家务农，守着土地，守着祖业，也和弟弟一起守着年迈的父母；二哥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泸州买起了房子，一个大学毕业后从事营销工作，二哥没有任何负担，就到泸州某艺术学校某了个职，把乡下的房子租给别人，把从未进过城的二嫂也带进了城，和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三哥家有三个孩子，最长女成都铁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成都火车站从事乘务员的工作，第二个孩子也在成都铁道学校毕业，从事建筑工作，幺女也在成都谋上了一份教师的职业。三哥三嫂也搬到了成都生活。
作者与父母在广西
我和弟弟的孩子还在读书，就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借调到泸州某新闻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我吸取了上几次被借调的教训，征得父母的同意，一边借调，一边作好扎根城市的打算。我于2004年在泸州这个获得迪拜人居奖的城市买上了新居，也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接到了泸州和我一起生活，每天下班回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儿女围绕左右，倍感温馨。那年，弟弟为了生意上的事情，也离开父母，搬到镇上居住，每当我想起居住在乡下孤独的两位八十高龄老人，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巴不得每天陪护在父母身边，给他们做做家务，说说话，可是，我的工作，我的使命让我不能这样做。
我知道，父母已经年老体弱，看到他们一回就会少一回，我就多次打电话让父母到泸州和我住在一起。可是，父母舍不下他们的家，舍不下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那年，我陪父母到广西旅游，本想让父母坐回飞机，体验一下“飞”的感觉，可惜父母年岁大了，买不了机票，我只好改买成火车，让从没有坐过火车的父母体验了一回火车的味道。
父亲（右）在电影《枪声》中扮演老红军
回到泸州，我好说歹说，把父亲请到家里，大周末就打的士陪他到城区转转，到方山、张坝桂圆林旅游，老人始终抑郁寡欢，闷闷不乐，他舍不下自己的家园，也舍不下那片土地，在我家住了半个月，父母执意离开了城市，回到了乡下老家。就在那年的春节，年迈的母亲一病不起，我们几个儿女一直轮流护理了母亲二十多天，该想的办法想尽了，该请的医生也请到了，最后还是没有挽救到母亲的生命。2014（甲午）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下午，母亲在大哥的怀里安然的闭上了眼睛，我们呼天抢地的哭声，她似乎没有听到，母亲为这个家操劳了半辈子，也许太累，需要好好地休息。可以说，这个春节，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时间是一种催化剂，原来聚居一地的大家庭逐渐催化裂变，散居各地，我算了算，我们家一共有四十多号人，现在分别散居在中国的四五个城市和乡村，一年甚至几年难得一见，有事情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我和我的侄儿侄女们甚至连电话也不打，全家建起了家庭微信群，经常通过网络联系。昔日过年你家初一、我家初二，一家老少团团圆圆吃年饭的局面成为一种追忆。我和二哥一直想组织照一张全家福，但不是我要值班，就是侄儿侄女要出差，或是火车上工作的侄女要跑车，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母亲又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守着祖屋，照一张“全家福”的愿望更是不可能实现，让我终身遗憾。
波翻浪涌的经济大潮，撞击着神州大地，世界被颠覆了，很多大家庭也开始逐步解体，日趋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下，类似我家的聚散故事，在无数家庭中都在发生。在老家的兄弟一直想把祖屋推到，修建成小洋楼，他的这个计划被我彻底否定。我固执的想法也许不被人理解，我要保留老家那片瓦屋和泥墙，去年，还花钱请人对祖屋进行了加固和维修，就是让自己多年以后，还找到家那种感觉。
生我养我的老祖屋
今年春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多忙，我都会提前携妻子儿女一起，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与亲人们团团圆圆过上一个闹热年，让年迈的父亲不再孤单。
作者介绍：初旭，原名王先军，四川古蔺人，大专文化，系新华社签约摄影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研究学会会员，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基层法律工作者，《泸州新农村》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报告文学签约作家。目前从事网络传媒和法律服务。（交流微信：chuxu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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