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
《大秦帝国》剧照
孙皓晖，1949年生于陕西。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1998年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出版，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新作有2012年出版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三卷本)以及《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本月，鸿篇巨制《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登陆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晚八点黄金档首播，该剧根据作家孙皓晖同名历史小说改编而成。
二十年前，孙皓晖开始创作史诗巨著《大秦帝国》，历经十六年创作完成，共计6部11卷，引起文坛轰动，朝野称奇。2012年5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推出《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孙皓晖。对于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他不愿意多谈;他为之动容的，始终是对大秦帝国这段历史的褒贬臧否。
壹
儒家陈旧历史观
导致后世误读大秦
羊城晚报：《大秦帝国》共六部504万字，前后花了您16年时间，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艰辛?修订版有哪些删改内容?
孙皓晖：从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国》创作生涯以1997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创作136集的电视剧本。1997年因为要去甘肃实地考察有关秦帝国的相关资料，在兰州住了一年。在那里完成了电视剧本136集的收尾工作，并开始准备写作《大秦帝国》中关于秦始皇的内容，这部分是全套图书的重点章节。1998年后我开始着手图书《大秦帝国》的创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国》全套图书出版。
最近这个全新修订版是这套书出版以来的第一次全面修订，也花了我差不多一年时间。主要是修正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同时也修改了原来比较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统一文风，把过分通俗化的东西去掉了，比如“列位看官须知”这类学市井小说的写法就被删掉了，希望更能体现严肃的历史。不过故事的根基没有触动，我不会像金庸那种改法，“降龙十八掌”改为“降龙二十八掌”。一部作品出来，还是要尊重读者，毕竟它在读者那已经形成了某种理念。一部大作品形成了，除非是过于荒诞的情节，否则我不主张修改。另外，新版《大秦帝国》还重新校订绘制了所有地图，对整体装帧进行了全面调整。
羊城晚报：《大秦帝国》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呢?
孙皓晖：在中国文明史上，我认为有两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大众误读。首先是秦帝国，秦帝国为我国后来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劳最大，但从西周到现在，秦国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想说，那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第二个重大的误读是对儒家的评价，从春秋到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一直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了独尊儒家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纠正被误读的这两点，让客观事实全面而正面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羊城晚报：您曾说，我们在历史观上必须超越司马迁，这是最大的挑战。
孙皓晖：司马迁在记录史实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不赞同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集中代表了儒家的历史观，以能否保全自己这一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他对所有敢于创造、为国家牺牲的人持批评态度，反而赞扬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比如秦始皇修长城，司马迁谴责这是劳民伤财，但他没有看到长城本身对抵御匈奴南下有巨大作用，司马迁对这方面是不加分辨的。现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加分析引证以儒家理念编纂的史书，延续了旧的历史观。
贰
秦代女性处理情感
方式独特
羊城晚报：您原来是大学法律教授，为什么会转向历史小说创作，甚至后来还辞了职专门写作?
孙皓晖：如果没有“大秦帝国”这样一个题材，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要创作历史小说。春秋战国和秦代，是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时代，也就是我们民族文明的传承基因形成的时代。可是，对这个时代，我们的研究专家很少，研究成果也很少。具体表现在包括春秋战国在内的帝国文明史的历史小说极少，更没有一部进行全景式的开掘。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在人文研究、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掘与认识还远远不够自觉。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您选择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而不像历史学者一样写学术专著?
孙皓晖：任何史料呈现给我们的都是风干了的历史，是化学报告式的，有最后的结局，有一系列主要人物，但大量的社会人口是不被写进历史的。通常情况下，用历史学的考据或研究方法，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全部复原成活生生的血肉和链条。之所以写历史小说，是因为秦帝国灭亡后它的史料缺失太多，如果从法律意义上讲，第一手证据全被烧毁了，存世的很少，最系统的一套证据是司马迁《史记》里的相关篇章，但这里面记载的肯定又相对简单。所以，依靠我们的想象力、推理以及若干考证等等，把历史丰满起来，这有利于展现完整的、空前的秦帝国形象。所以《大秦帝国》用小说的方式写，不是企图逃避历史学家的批评，而恰恰是愿意把我所认定的历史框架呈现给历史学家。
羊城晚报：您如何平衡虚构与事实这两者的关系?
孙皓晖：整体来说，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以及时间框架，我是严格按照史料来写作的，主要人物也是基本按照史实来写的，相对虚构成分较多的是第二、三层面的人物，比如中下层的官员。另外，我对女性人物和情感的虚构也比较多。中国历史详细写女性人物的很少，秦代的女性有着很独特的情感处理方式，所以我在这方面虚构较多，也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断点。
孙皓晖：有改变，主要是对秦朝的理念在变化。在全国历史学界和人文领域，对秦的认识更正面了，至少认为它有一定道理。文学界许多人接受的是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结论和定式，基本上秉承的是旧理念，可以说，所有批评《大秦帝国》的学者提出的理念都不新颖。目前，我们正在做“中国历代非秦评秦言论汇编评点”，就是将所有两千多年来，咒骂秦帝国的内容都要找出来，一一进行分析、评点，要说明对秦帝国的妖魔化是站不住脚的。《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羊城晚报：秦时代有战国性格?
孙皓晖：秦时代有很多令人震惊的现象，我们应该分析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秦灭亡的原因是帝国末期一直到秦始皇死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是战国时代的一群人在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是以最大特点是“天下问政”的战国思维方式在行事，这也就是历史的惯性。可以这么说，秦是没有了战国的战国时代，对这点我们的历史研究从来没有注意过。不说这是秦亡的唯一原因，或是最主要的原因，但这是从来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原因。
羊城晚报：有人说《大秦帝国》是战国版《大国崛起》，您怎么看?
孙皓晖：《大秦帝国》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是否对当代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品所描写的时代与当代现实有无历史逻辑的契合性，它是否能够给当代人带来裨益。
羊城晚报：当下中国与大秦帝国有何异同?
孙皓晖：根本的层面看，秦与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转折时代，都是脱胎换骨的时代。秦时代是我们的先祖正在实现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历史跨越;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跨向现代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时期。两个时代要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沦落中建立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大国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找到高明的外交战略?凡此种种基本历史难题，秦时代已经基本成功解决了，而我们现在许多方面还处在“不知石头在何方”的境地。
肆
流行的调侃读物
无历史观站不住脚
羊城晚报：现在图书市场上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质量参差不齐，不少还有硬伤，您觉得主要问题是什么?
孙皓晖：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当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学问功夫到底怎样，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无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秘史不成人物。这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调侃历史的流行读物呢?
孙皓晖：戏说历史是这个时代解读历史的新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好的，它轻松幽默，读者容易接受。但这些读物有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自己的史观，纯粹从事件的意义上来幽默地调侃，说一些历史掌故。但这背后，它想体现什么?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如果作品没有这样的价值意识，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是不可能长远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花，过去了就过去了。
羊城晚报：从1993年开始写作，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您觉得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皓晖：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首先是精神状态上更有自信了。之前我在学术上还处于相对朦胧的状态，现在特别清晰了，跟西方学者或者中国学者对话，现在都有种结实、坦荡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我在寻找认真的“敌人”和我进行认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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