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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连春:好好活着

2019-07-21 23:34 | 来源:川南经济网www.chuannane.com


诗人白连春(右)当年接受初旭采访

作者:白连春

     2008年12月25日,那天是圣诞节。那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这篇感谢的短文。写好了,就放着。我不会在网上贴是一个理由,总觉得哪里没有表达好是另一个理由。今天是2009年新年的大年初二的晚上,我又在写这篇短文。今天,是我四十四岁的生日。我能活到四十四岁,能在故乡——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要感谢很多人。也许没有人相信,我已经十年没有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了。自从离开四川,春节,我就没有回过家。我都是一个人过春节。今年,以我生病的方式,我回家了。我的三弟没有回家,还在浙江打工,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四川。我的四弟倒是从西安回来了,可是没有赶上家里的年饭。也许还没有人相信,我到北京打工已经十年,这中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我的四弟。今年,我见到我的四弟了。今年,我还给我的祖父和祖母上了坟。我祖父和祖母的坟一前一后守着父亲母亲的家,但是,父亲母亲的家早已经成为危房了。父亲母亲早已经搬到二弟家,和二弟住在一起。我们兄弟四个,幸好有二弟留在故乡,要不然,父亲母亲不知道住哪里,我回故乡,还真不知道该上哪里团聚。
    我能够和父亲母亲、二弟、四弟团聚,首先,要感谢花语。女诗人花语,本名徐华。是她最先把我生病的消息贴到网上,引起众多诗友对我的关注。她又从西安到泸州来看我,给我买了衣服和好吃的东西。她除了是个优秀的诗人之外,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给我打了很多电话,鼓励我要坚强。她在网上贴了献给我的诗,还贴了和我交往的文章,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在炒作她自己。花语已经是著名诗人了,用不着拿我白连春来炒作她。

 

 
    其次,我要感谢我家乡原泸州晚报社的记者初旭(现西部旅游网运营总监)。他多次报道我生病的消息。他也是最先报道我生病的人。他写的我生病的文章被数十家网站转载,包括新华网等。还有《信息周刊》的记者庞音,她写我的文章写得最深情,说我是不应该被故乡人民忘记的人。还有《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元禄,他对我的采访最细致最深入,写了我的童年,以及我早年间在河南的黄河边打工,老板怀疑我偷钱,冬天的深夜把我赶出门后,我不得不一路卖血回家的事。(白连春2011年1月1日注:其实,杨元禄的这篇文字写得极不准确。)我这样一路回家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一段我在河南的经历,最终使我写成了中篇小说《拯救父亲》。在这篇小说里,我没有写我被老板赶出门,也没有写我卖血,我写了我对河南人的无限的热爱和感激。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要拯救的父亲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河南农民老头儿。
   再其次,我要感谢诗人和诗歌活动家世中人先生。他除了积极为我组织募捐之外,还专程到泸州来看我,把募得的五万余元钱及时亲手交到我的手里。在病房里,他还拥抱了我。正是这笔钱救了我的命。我从北京回到泸州的时候,身上的钱不足八百元,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慢车的硬座票,一路上,只吃黄瓜和梨。上车那天早上,我到早市买了五斤黄瓜和五斤梨。黄瓜一元二角一斤,梨一元一斤,都是最便宜的。那梨很难吃。我没有吃完。黄瓜吃完了。慢车的硬座车厢简直不能坐:太脏;太吵;抽烟的人无数;很多人脱了鞋钻到座位底下睡,穿胶鞋的脚脱出来,臭得死人。我一直不停地咳,发烧,头晕,浑身无力。现在,回忆我坐在火车上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终于到了成都。本想连夜回泸州,实在是太难受,不得不到老师家住下。我的老师李守之和陈德明,原在泸州教书,退休后到了成都,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成都。他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必需住得和儿子近一些。幸好有他们在成都。我每次路过成都,都到他们家住。原来,他们租的房子是两室的,他们住一室,保姆住一室,为了我去住方便,他们就租了三室的房子。那天晚上,我没有给他们买任何礼物到了他们家。第二天早上,陈德明老师拿出一瓶洋酒,要我拿到泸州,好送有关领导。第一次,我从成都回泸州没有坐长途汽车。田正芳老师知道我病了,特意叫她女婿开车把我送回泸州,直接送到沙湾乡下我的老家。我去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那天,给医院交了五百元。医生说,从来没有病人住院交五百元钱的。第二天,泸州白氏家族茜草镇脉派就给我送来了五千元。我的同学杨昭龙当即交给了医院。从我回到泸州,杨昭龙就一直陪着我。我住院了,开始几天,他天天给我送饭。后来,我的一个姨陈大英退休了,她给我送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杨昭龙给我送,因为他要上班,而且,他不住在城里。在老家,我自己没有房子。我出院了,本来,可以住在二弟家。二弟也要我住,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但是二弟在镇里的菜市场杀鸭子,家里到处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于是我住在了杨昭龙家。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守之,陈德明和田正芳,还要感谢我姨陈大英,更要感谢同学杨昭龙。我病了,回到故乡,是他收留了我。要知道,我得的是传染病肺结核,很多人都害怕啊。在感谢杨昭龙的同时,我更要感谢杨昭龙的妻子刘家秀。这个工厂的下岗女工, 除了做饭给我吃,还要给我洗衣服,甚至,袜子都给我洗过。后来,我好些了,才自己洗袜子。
    我还要感谢我打工的单位《北京文学》。我病了,回到了老家,《北京文学》除了给了我一万元之外,还按月给我寄来工资。没有上班,我已经收到两个月工资了。没有上班而拿工资,我觉得问心有愧。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姓白的人。我病了回到故乡,我的一个原来并没有什么交往的大哥白联洲,号召姓白的人都来关心我帮助我。在他的游说下,我俨然成了天才,成了白家人的骄傲。他甚至把我和白居易比,说,唐朝我们有白居易,现在我们有白连春。在他的游说下,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白家人,大部分是农民,都纷纷给我钱。不少人没有时间来看我,他们住在离泸州城很远的山里,都托人把钱给我带来。当我在病房里,捧着这些滚烫的钱,这些五元,十元,二十元的皱巴巴的肮脏的钱,我的心颤得厉害。还有一个嫁到白家的老太太,连夜给我织了一双毛线鞋子。现在,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写这篇短文的。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热爱诗歌的人。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认识的,有更小一部分是我的朋友,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在北京、重庆和泸州为我搞朗诵会,给我募捐,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短信,写诗献给我,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医院看我,给我送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活下来。我还要感谢《星星诗刊》,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辉煌30年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的评委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奖的特等奖给了我。我尤其要感谢《星星诗刊》的编辑萧融,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大奖赛,也不准备参赛,是她极力鼓励我。她给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奖金很高,怕我不参加,她还说,我有实力。在她的极力鼓励下,我把我写了至少五年没有拿出来发表的诗又翻出来修改。修改这组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病了,星期六和星期天,还有星期一,连续三天,我站在阳台上(我的阳台太小,放了电脑,就放不下椅子,我只能站着),一边咳着一边发烧着一边修改诗。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要获奖。我只想要把诗修改得好一些,对得起萧融。因为我知道一个编辑要这样给人约稿,太难得了。后来,萧融和《星星诗刊》都因为我得了奖,我说了实话,而遭到有人的骂。那骂的人认为:萧融、《星星诗刊》和我,我们侮辱了农民,侮辱了农民工。在这里,我要感谢那骂我的人,他们骂我,我不生气,说明我的人和我的诗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不应该骂萧融,萧融一个女同志,一个普通编辑,我离开四川十年了,只是见过她一次。相信她除了给我约稿外,还给很多人约了稿。她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更不应该骂《星星诗刊》。我是《星星诗刊》培养的,对《星星诗刊》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在我们中国,不说所有诗人,至少一半以上诗人都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作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星星诗刊》。在我心里,《星星诗刊》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星星诗刊》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像野草一样轻和贱,却养了世界和我的祖国两千多年,也养了我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里,我写的关于他们的诗,他们也许就没有读过。一如既往,他们种米给我吃,种菜给我吃,还种棉花,让织布工人织成布,给我温暖。我还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工人。我离开村庄来到他们的城市,和他们走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没有当我是敌人。虽然在城市,我曾经遭到少数人的歧视,甚至被怀疑是坏人,但是最终我坚持了下来。这给城市对我的包容有关。这给我的祖国发展进步了有关。在此,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祖国。生生死死,我都要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用阳光照耀我,用风和雨磨练我,还用幽静和平的夜晚,让我累了后可以睡觉。我要感谢路边的小白花。它在野草中寂寞地开落,很偶然被我看见了。每次看见路边的小白花,无论有多么急的事,我都要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不否认我看它的目光是充满敬和爱的。我还要感谢那些睡在街边的人,睡在车站的人,睡在树底下的人,他们累了,我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睡下。他们的生命如此不设防,就像路边的小白花。我多么想和他们睡在一起。我多么想把他们抱在怀里。我多么想守着他们,等他们醒了后轻轻地喊他们一声。我相信:他们全都是我生命中的亲人。但是,限于我的羞涩,我只是停下来,看他们一会儿。愿上帝保佑他们,愿上帝眷顾他们。
我要感谢火车汽车,还有飞机,它们把如此多的人都送回了家。幸好我的祖国有如此多的火车汽车和飞机。我要感谢路:公路,大路和山路。我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修路的人,那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路,让我们踏着这些路,可以去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要感谢长江。这条我家门前的江,它穿越了我的大半个祖国,从小到大都陪着我。有烦闷的事,我只要在长江边的岩石上一坐,看着静静的流水,心就会静下来。这次病了我回来,天天都要到长江边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和朋友一起,有时我自己。我故乡的城市泸州已经修了两座长江大桥了,现在,又在修第三座。这第三座长江大桥是铁索桥,正好从我家门前过。要不了多久,也许明年吧,我家所在的组和挨着的两个组就要拆迁。这一大片土地都要被占用。现在已经春节,修桥的工人大部分回家了,还有一些留守在工地上。每次走到长江边,我都要到修桥的工地看一看。很多人都在那儿看。我故乡的人民和我一样热爱长江,热爱看工人修长江大桥。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儿。每次,他都会给我笑。他住在一个很简陋很矮小的房子里,屋檐下悬挂着几块大小不等的腊肉。一天,我看见他洗了衣服。一根铁丝上,一头挂腊肉,一头挂衣服。他从铁丝的一头开始挂衣服,到中间正好只剩下一双袜子。他把那双袜子挂来和腊肉挨在一起。我看见了,给他说袜子不要和肉在一起,衣服可以挂紧一些,衣服和肉之间最好空一点。他听了很高兴,执意要请我吃饭。我当然不能吃他的饭。我说我刚吃了。我要感谢这些修长江大桥的工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外地人,他们为我故乡泸州的发展做了我不能做的贡献。
     我要感谢医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是他们救了我的命。还有那些护士姐妹。她们天天给我打针,给我送药,给我量体温。还有在病房里搞卫生的老人,他除了让病房每天都很干净外,还要给病人烧开水。
    我要感谢我的故乡,它生了我,养了我,我病了回来,它又接收我。我的故乡在这个时候具体是指: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文体局和江阳区文化馆。我要感谢陈宏局长和陈涛馆长。他们给了我远远不止一个局长和一个馆长的帮助。
     我要感谢钱代富老师。他请我吃饭,亲自做了鸭子汤亲自给我送到医院。他到处给人讲白连春总有一天要名见经传,他说,白连春死了,对泸州是很大的损失。他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是那么真诚。我还要感谢向承耕,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先给我寄了一千元钱,我出院后,他又专程从叙永到泸州来看我。他和我探讨人类究竟该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是写人的精神的。我要感谢张佑迟,他是我生病回故乡后才认识的,他多次到病房看我,给我送来他自己烤制的面包,我出院后,他还陪着我去看长江。他本是合江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退休了,总算回到故乡。他是我故乡最善良同时也最有才的作家,他的故事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语言干净,准确,有无限的意味和蕴涵。我尤其要感谢王德宗先生,他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我故乡泸州的象征,做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我没有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他得知我生病后,到医院看我,我刚巧回沙湾乡下了。于是他找了我的一个主治医生,要医生关照我。那医生是他的学生。第二天医生查房,说王德宗老师来看过我,我不在。医生还说了一件事:她读书的时候学校批斗权威,那天是新学生开学读书的第一天,报名后,校方要学生在黑板上写打倒王德宗,第二天正式上课,王德宗老师进教室,擦掉黑板上的打倒王德宗那五个字,转身,说,我就是王德宗。一班学生全都惊住了。王德宗接着说,虽然你们要打倒我,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上课。我还要感谢肖体高、黄星俭和崔燚,他们不仅多次到医院看我,两天前,即新年大年二十九,还到茜草镇杨昭龙的家来看我,给我带来牛奶、苹果,还有一种我没有吃过的水果。我还要感谢印子君和牛放,他们很忙,从成都来看我,天黑了才达到,吃了一顿晚饭就走了。他们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相信多年后,他们仍会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住在茜草镇。天不下雨,每天下午,我都要爬上山,站在山顶上,看一看长江和长江对岸的泸州城,然后,我要走到父亲母亲的地里。每天,他们都在地里。我还病着,不能做重活,可以拔庄稼地里的草,还可以给庄稼松土。给庄稼松土这样的活,我做不了一会儿就浑身冒汗。我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差,所以,重活基本上都是母亲做,比如挖田,比如挑粪。每次看见母亲做这些,我都非常恨我自己,因为母亲六十多快七十岁,还做这么重的活,而我是她的儿子,却不能帮她做一点。我父亲喜欢种菜,菜种好了,都是母亲挑去市场卖。茜草镇上住着许多东北人,还有天津人和北京人,他们都是大厂的工人。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我父亲就学会了种茴香,因为这些东北人天津人和北京人,爱吃茴香饺子。我父亲种茴香远近闻名。每天,我回去,都看见父亲在茴香地。他给茴香浇水。他给茴香拔草。他给茴香拔草不站在土里,他拿了两块薄薄的木板铺在地上,整个人卧在木板上。他说茴香秀气,人踩着茴香,踩倒了爬不起来,铺着木板,面积大,茴香没有被压倒,爬得起来。这篇短文写到这里,不用我多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最应该感谢的两个人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种庄稼和做人。
     其实,我要感谢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世界的一切,我都应该感谢。说实话,对这世界的一切,除了感谢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更炽烈的感情。我爱。我热爱。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我一颗由衷的心,捧着满腔满腹满怀的敬意热爱。我热爱地上爬的蚂蚁,我热爱天上飞的鸟,我热爱水里游的鱼。天下雨,我热爱,天出太阳,我热爱,天刮风,我还热爱。白天,我热爱,夜晚,我还热爱。我热爱每一棵草,不管我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我热爱每一个人,不管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尤其热爱庄稼,我父亲母亲种的庄稼,我热爱,别人种的庄稼,我也热爱。走在路上,看见地里的庄稼一路绿着,它们在我达到之前,就已经绿着了。我的心就充满愉悦。看见一个人在庄稼地里干活,我就要停下来。如果是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我的兄弟,如果是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我的姐妹,如果是一个老人,男的则是我的父亲,女的则是我的母亲。
我感谢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有草绿着之外,还有庄稼绿着,除了有无数的人外出打工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在故乡种庄稼。
     我感谢。我热爱。我活着感谢和热爱。我死了,更要感谢和热爱。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埋葬在一棵草下。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一棵草收留。
    但是现在,我不死,我要好好活着,好好感谢和热爱,同时,我要像我父亲母亲一样好好劳动。不论我在哪里,在北京,或者在四川,首先,我都要好好劳动,好好感谢和热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好好劳动,对得起世界让我做了一生的人。
    好好感谢和好好热爱,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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